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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本上说，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早的纸币，比欧洲早600多年。然而，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已经通行于世界，而中国却还在使用白银和铜钱作为。中国的纸币上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从交子到会子的故事将向我们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

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法定，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这也正是中国纸币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自从接管了交子的发行之后，朝廷突然发现，纸币实在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于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它与交子大的区别在于其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可以随意增发，这就为中国纸币打开了末日之门。

末日之门既开，形势就急转直下了。除了宋孝宗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把发行纸币(包括交子、钱引和后来出现的会子)当成了增收的手段。要养兵，便印纸币，要打仗了，又印纸币，打完仗要犒赏诸军，还印纸币，就算是太平时节，朝廷想要采办些什么东西，自然仍是印纸币比较好。在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手工印钞机开始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以南宋会子为例，根据乾道四年(1168年)的安排是3年一届，每届发行1000万贯，届满后发行下一届会子来收购上一届会子，这样会子总的流通额就保持在1000万贯。这个数字虽然是北宋交子的8倍！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制的数目，通货膨胀的规模也可以控制在程度之内。然而，不允许增发纸币，就意味着断了以后的财路，这是皇上和大臣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官家(宋朝皇帝的俗称)定的规矩，不过8年之后就被官家自己给推翻了。淳熙三年(1176年)，朝廷让第三届、第四届会子各展期3年，这意味着在新会子发行的时候，旧会子仍在流通，流通额就加倍了。此后，会子展期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永远流通，不再收购。每界发行额也从1000万贯发展到数亿贯。更恐怖的是，新旧会子的兑换率也不再是，而变成了二比一、三比一，甚至五比一。这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中只有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币制改革，在南宋竟然每3年就进行一次！按元代中统钞的汇率倒推，第十六届会子就已经通货膨胀了1250倍(共发行了十八届)，而若推到界会子，恐怕通货膨胀的倍数就得用万甚至十万来衡量了。

人民群众不是傻子，看到官家如此发行纸币之后，谁也不愿用真金白银再去换那一张张早已丧失信用的废纸了。从嘉定初年(1208年左右)开始，会子就已经基本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了。此后再发行的会子就只是官家自娱自乐的性质，或是作为朝廷抢民财时假模假样的付出的一张遮羞布了。而此时距离官家次失信打破会子制度不过30多年时间。

此后，元朝和明朝虽然也都一度发行过纸币，但朝廷对待纸币的态度和纸币的命运也都与南宋并无二致。到明中叶弘治年间(1488—1505)，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使用的后一种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已在市场上停止流通，铜钱和白银再次主宰流通市场。中国的纸币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对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不免让人疑惑。当初成都几个商人发行的纸币有信用，而后来几朝所发行的纸币反而没信用，难道说商人比更有实力吗？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商人确实实力弱，没有对社会的制能力，而这反而使得他必须受市场的约束，不能乱来，否则就会有被市场所淘汰、倾家荡产的风险。这一约束，恰恰使他建立起了自身的商业信用。交子铺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分化，从一开始的良莠不齐，到莠的被自然淘汰，良的逐步发展壮大到统治市场，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写照。

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则不然。它有着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因此，交子铺户必须有的准备金，朝廷可以没有，交子铺户必须遵循的纸币发行规则，朝廷可以不遵循。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对来说，这也不是件好事，开始滥发纸币的时候，无本万利的感觉确实很爽，但过不了多久，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的消亡就会使其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明崇祯十六年(1643)，在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纸币，他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大明通行宝钞，希望能够挽狂澜于即倒。然而，早已没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换这些印制精废纸了。在无数宝钞的伴随下，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煤山的一棵树上。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要是当年自己的祖先不要那么贪婪，也许今天的宝钞还能流通，还能拯救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王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本曾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终于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缺乏外部监督和自我约束的对公权力的滥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象征的纸币在中国的兴亡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今天，我们的同样面临着外部监督不够到位的情况，因此，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发展下去，就更要加自我约束意识。目前将发债的权限向地方下放，而发债与发行纸币颇有相似之处，这将既是有助于拉动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暴侵袭的一大好事，也是对各地方自我约束能力的一大考验。希望我们的各级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承受住考验，把好事办好。